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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前往這本新書發表會的路上，想到這本書的主題就是K正在研究的題目時，不禁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你怎麼了啊？」身邊的同事問我。
「唉，沒什麼...」
.唐諾在記者會上引用漢娜˙萼蘭的話：「只有從一個社會裡最邊緣弱勢族群的處境，才能看到一個社會的本質。」一個社會的素質如何，從弱勢族群怎樣被對待就可以看得出來。
.會後我跟我的偶像侯孝賢講到話，還跟他要到簽名，大家可以在下面的書封圖檔看到。下面是新聞稿轉載，紅色字為我畫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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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外籍配偶」創作集發表
全台第一本由「外籍配偶」以中文書寫的創作集，九月初由社大與左岸文化合作出版，書名為《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於9月15日下午三時假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新書發表會，在文化界人士侯孝賢、鍾鐵民、朱天心、唐諾、立委蕭美琴小姐的極力推崇之下圓滿落幕，會中主編夏曉鵑老師堅持不多做發言，希望將機會完完全全留給這群「新移民女性」。於是，發表會便從李菲莉的詩作〈一棵樹〉（收錄於本書第82-83頁）的感性吟誦聲中揭開序幕，誦畢她紅了眼眶，全場的來賓也為之動容。
直到現在，所謂的「外籍新娘」給人的印象總是來自落後貧窮、文化水平低落的國家。她們會遠嫁到台灣都是為了錢，其中許多人騙到了錢就落跑，甚至不乏假結婚真賣淫。
隨著「外籍新娘」的人數增加，人們也開始出現「品種恐懼」心理，擔心來自「低等民族」的「外籍新娘」會生出不良的小孩，威脅台灣人的品種，製造社會問題。這些刻版印象經由媒體與官方的渲染，已經深植在許多人的腦海裡──「外籍新娘」是「低等」的，而娶「外籍新娘」的男性是「有問題的」。
政府單位也基於這些偏見，制定種種「防範」、「圍堵」、「刁難」的歧視性政策，唯恐控管不嚴而讓「外籍新娘」如瘟疫般的侵襲台灣。「嚴格把關」似乎已成為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媒體也不時疾聲呼籲。
當社會嚴重歧視「外籍新娘」時，仲介業者更赤裸裸地把「外籍新娘」當作商品販賣，打出「保證處女」、「一年內跑掉免費再娶一個」等廣告招攬客戶，甚而明目張膽地把來自南洋的姐妹們帶到市場展示，像豬狗一般地供人挑選。
然而，過去由於語言文化的弱勢，她們無法發聲，任憑搓圓捏扁，只能默默忍受。如今，一群來自南洋和中國大陸的姐妹們，為了打破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各種扭曲，用努力學來的中文寫下了一則則的故事，用色彩繽紛的顏料畫出一幅幅的圖畫，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推出了全台第一本「外籍配偶」創作集。在書中，透過故事與繪本，她們鮮明地描繪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實，而每個故事都具體地揭露出社會偏見與不當政策如何讓姐妹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來自中國大陸的蕭冬梅每次被以「大陸妹」稱呼時總有不受尊重的感覺，有一天，和她一起上班的歐巴桑辭職了，蕭冬梅關心地問她：「怎麼了？」，歐巴桑回答：「老闆娘太小氣了，工作那麼多，給我的薪水又跟妳們外勞一樣」。這句「外勞」讓蕭冬梅傷透了心。曾經努力學台語，台語歌，認識台灣歷史，想融入台灣社會的她，在別人心中，為什麼永遠是「外勞」？
來自越南的林金惠為了生活，在孩子出生滿月後，不得已把幼子送回越南給娘家照顧。她心疼、捨不得，日夜想念孩子，但「為了生活，為了小孩的未來，我不得不狠下心來」……「不這樣做哪來的錢讓我辦身分證（法律規定辦身分證需要有40萬元的存款證明）」。幾年後，孩子終於可以回來了，但不會聽中文、台灣話，和爸爸無法溝通，到學校上課也受到排斥。孩子從學校裡回來，經常問她：「媽媽我是哪裡人？越南人還是台灣人？我是不是比我同學笨？」林金惠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她知道他的孩子並不笨。用在社區大學學到的中文，林金惠堅定地寫著：「我們的孩子不像電視新聞所報導的那樣，他們不遲緩，很聰明、乖巧，請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
離鄉背景的孤單，舉目無親的無助，姐妹們都必須獨自面對。「從生了小孩，我的精神越來越差，同時要做一個媽、也是一個太太、還是一個媳婦，我一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做完」。來自越南的陳翠薇道出生活負擔的沉重。然而除了身體勞累外，還得面對許多精神壓力。「有時候我感覺精神很累、很孤單，都不知道要跟誰說」。
另一位來台多年的謝紅梅，在剛結婚時，由於法律規定無法定居台灣，必須和先生兩地相隔。懷孕的最後幾個月，她和先生在台灣相聚了三個月，之後就返回中國大陸。等到再度來台時，小孩已經會說話了，當孩子第一次看到父親時，不知道眼前的這個大男人是誰，澀澀地對他說：「叔叔好」。這一刻，謝紅梅心酸地掉下淚來。在一套以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為名的法律制度下，真實存在的其實是像謝紅梅一樣骨肉分離，親子離散的悲苦。
對於「國籍法」及其種種嚴苛規定，來自泰國的邱雅青這麼說：「現在我們入籍就要有五百萬的不動產證明或四十萬的存款證明或三十八萬的扣繳單證明……我真的不知道台灣政府在想什麼，口口聲聲說要幫助我們新移民女性，卻給我們沉重的壓力」。而關於「入籍考試」的實施，她反駁說：「現在的學生中文太差，連研究所的學生也沒辦法寫得很好，更何況我們是一群剛來台灣沒多久的新移民啊！」
法律總是標榜公平，但我們的法律事實上已經加諸太多的不公平在這群來自遠方的新移民。
對於不公平最有力的控訴，莫過於一件件具體事實的呈現。姐妹們透過書寫自己的真實故事，雖然說得不多，卻鏗鏘有力地揭露了法律的虛偽性與社會根深蒂固的成見。儘管依舊處於語言文化的弱勢地位，來自異鄉的新移民女性，已經在這本《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的創作集中踏出了第一步，她們不再失語，不再無聲，在許多志工的陪伴下，她們要自己發聲，擺脫被代言的宿命。
蕭美琴立委以過來人的身份認為，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書可以讓我們處理好「新移民」的議題，那麼「新移民」將不是問題，而是未來台灣的「資產」。侯孝賢導演則許下承諾，效法夏曉鵑老師十年耕耘的毅力，創作出以「新移民」為主題的影像作品。（左岸社大文庫也預計在明年出版紀錄片相關的書籍！）
這是台灣第一本「外籍配偶」現身說法的自製書，社大文庫一直強調從「邊緣」反省我們的主流社會，就像這本書所呈現的，我們除了對社會投以理性的、冷眼的分析，也在每一本書中透過那個「邊緣人」的自我敘述，呈現出一個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生！！
本書的版稅將會完全捐給「南洋姊妹會」，請大家多多支持！！
【書籍資料簡介】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夏曉鵑主編
定價280元
2005年9月初版
左岸文化出版
【內容簡介】
「我都是老娘了，還叫我新娘！」
「外籍新娘」，這個「我們」習慣用以指稱「她們」的名詞，其實充滿著荒謬。面對這荒誕的標籤，有人為了尋求內心的平靜而一笑置之，有人則憤憤不平。但不論如何，外界不斷質疑的眼光，以及各種隨之而來的歧視行為，甚至法令政策，卻結結實實地成了姊妹們日常生活中的沈重負荷。
台灣第一本「外籍配偶」現身說法的書
幾十年前，我們台灣人不也曾經希望自己的姊妹「嫁給米國人」？也希望對方可以善待我們的姊妹！如今，台灣成為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女性想望的富裕國度，我們可曾將心比心善待這群來自異鄉的姊妹？讓我們拋下既存的成見，擱置諸多先入為主的觀念，傾聽姐妹們的聲音，看看自己不曾反思的盲點。
作為台灣人，必須誠摯感謝姊妹們勇敢地在書中發聲，其中一字一句，都是開闊臺灣人心胸的最珍貴教材。
外籍新娘是一種歧視性的稱呼，背後代表的是一群沒有生活能力、沒有經濟生產力、佔用台灣（移入國）資源的東南亞女性。但是，幾個世代以前，我們台灣人不曾也希望自己的姊妹「嫁給米國人！」也希望對方可以善待我們的姊妹。如今，台灣成了東南亞女性想望的富裕國度，但當她們移入台灣之後的生活，卻是那樣的艱難。
入出境與入籍法等相關規定，對「外籍新娘」是相當不利的，她們被限制而無法在台工作，然而他們在台灣的家庭卻常是工人階級；在以身份證資格為社會福利基礎的台灣社會中，冗長的等待期間，讓她們無法獲得社會制度的支持；取得身份證之後，依然沒有擔任公職的權力。如果在未取得入籍之前就訴請離婚，將會被遣返回國，探視孩子的權利也掌握在夫家手中，正因為台灣將「外籍新娘」視為台灣配偶及子女的「依親者」（不是法律上獨立的人），因此，也才使得她們往往被夫家控制，更加深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新的規定更要求「外籍新娘」在取得本國國籍之前必須通過語言的測驗，可是我們卻沒有周全的配套措施，幫助她們學習新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少數群體的權利》一書的作者金里卡所質問的「到底哪些政策能幫助移民學習主流語言？」
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活的「外籍新娘」，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但事實上是語言的不適應，和本國語為尊的環境，讓她們不敢與孩子溝通，連她們身上豐富的越南童謠、泰國兒歌都不敢教與她們最親近的孩子。政府也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
這一次，她們決定站出來，不再讓台灣的媒體形塑她們為「等待救援的弱者」，她們不再滿足於安靜地在家當個賢妻良母，新的移民環境激發出她們新的潛力，在南洋姊妹會的識字班訓練之後，她們是一群通譯人，她們學習在家鄉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到的「發聲」，拋開「外籍新娘」的污名，她們自許為是「新移民女性」。
「你怎麼了啊？」身邊的同事問我。
「唉，沒什麼...」
.唐諾在記者會上引用漢娜˙萼蘭的話：「只有從一個社會裡最邊緣弱勢族群的處境，才能看到一個社會的本質。」一個社會的素質如何，從弱勢族群怎樣被對待就可以看得出來。
.會後我跟我的偶像侯孝賢講到話，還跟他要到簽名，大家可以在下面的書封圖檔看到。下面是新聞稿轉載，紅色字為我畫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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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外籍配偶」創作集發表
全台第一本由「外籍配偶」以中文書寫的創作集，九月初由社大與左岸文化合作出版，書名為《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於9月15日下午三時假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新書發表會，在文化界人士侯孝賢、鍾鐵民、朱天心、唐諾、立委蕭美琴小姐的極力推崇之下圓滿落幕，會中主編夏曉鵑老師堅持不多做發言，希望將機會完完全全留給這群「新移民女性」。於是，發表會便從李菲莉的詩作〈一棵樹〉（收錄於本書第82-83頁）的感性吟誦聲中揭開序幕，誦畢她紅了眼眶，全場的來賓也為之動容。
直到現在，所謂的「外籍新娘」給人的印象總是來自落後貧窮、文化水平低落的國家。她們會遠嫁到台灣都是為了錢，其中許多人騙到了錢就落跑，甚至不乏假結婚真賣淫。
隨著「外籍新娘」的人數增加，人們也開始出現「品種恐懼」心理，擔心來自「低等民族」的「外籍新娘」會生出不良的小孩，威脅台灣人的品種，製造社會問題。這些刻版印象經由媒體與官方的渲染，已經深植在許多人的腦海裡──「外籍新娘」是「低等」的，而娶「外籍新娘」的男性是「有問題的」。
政府單位也基於這些偏見，制定種種「防範」、「圍堵」、「刁難」的歧視性政策，唯恐控管不嚴而讓「外籍新娘」如瘟疫般的侵襲台灣。「嚴格把關」似乎已成為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媒體也不時疾聲呼籲。
當社會嚴重歧視「外籍新娘」時，仲介業者更赤裸裸地把「外籍新娘」當作商品販賣，打出「保證處女」、「一年內跑掉免費再娶一個」等廣告招攬客戶，甚而明目張膽地把來自南洋的姐妹們帶到市場展示，像豬狗一般地供人挑選。
然而，過去由於語言文化的弱勢，她們無法發聲，任憑搓圓捏扁，只能默默忍受。如今，一群來自南洋和中國大陸的姐妹們，為了打破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各種扭曲，用努力學來的中文寫下了一則則的故事，用色彩繽紛的顏料畫出一幅幅的圖畫，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推出了全台第一本「外籍配偶」創作集。在書中，透過故事與繪本，她們鮮明地描繪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實，而每個故事都具體地揭露出社會偏見與不當政策如何讓姐妹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來自中國大陸的蕭冬梅每次被以「大陸妹」稱呼時總有不受尊重的感覺，有一天，和她一起上班的歐巴桑辭職了，蕭冬梅關心地問她：「怎麼了？」，歐巴桑回答：「老闆娘太小氣了，工作那麼多，給我的薪水又跟妳們外勞一樣」。這句「外勞」讓蕭冬梅傷透了心。曾經努力學台語，台語歌，認識台灣歷史，想融入台灣社會的她，在別人心中，為什麼永遠是「外勞」？
來自越南的林金惠為了生活，在孩子出生滿月後，不得已把幼子送回越南給娘家照顧。她心疼、捨不得，日夜想念孩子，但「為了生活，為了小孩的未來，我不得不狠下心來」……「不這樣做哪來的錢讓我辦身分證（法律規定辦身分證需要有40萬元的存款證明）」。幾年後，孩子終於可以回來了，但不會聽中文、台灣話，和爸爸無法溝通，到學校上課也受到排斥。孩子從學校裡回來，經常問她：「媽媽我是哪裡人？越南人還是台灣人？我是不是比我同學笨？」林金惠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她知道他的孩子並不笨。用在社區大學學到的中文，林金惠堅定地寫著：「我們的孩子不像電視新聞所報導的那樣，他們不遲緩，很聰明、乖巧，請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
離鄉背景的孤單，舉目無親的無助，姐妹們都必須獨自面對。「從生了小孩，我的精神越來越差，同時要做一個媽、也是一個太太、還是一個媳婦，我一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做完」。來自越南的陳翠薇道出生活負擔的沉重。然而除了身體勞累外，還得面對許多精神壓力。「有時候我感覺精神很累、很孤單，都不知道要跟誰說」。
另一位來台多年的謝紅梅，在剛結婚時，由於法律規定無法定居台灣，必須和先生兩地相隔。懷孕的最後幾個月，她和先生在台灣相聚了三個月，之後就返回中國大陸。等到再度來台時，小孩已經會說話了，當孩子第一次看到父親時，不知道眼前的這個大男人是誰，澀澀地對他說：「叔叔好」。這一刻，謝紅梅心酸地掉下淚來。在一套以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為名的法律制度下，真實存在的其實是像謝紅梅一樣骨肉分離，親子離散的悲苦。
對於「國籍法」及其種種嚴苛規定，來自泰國的邱雅青這麼說：「現在我們入籍就要有五百萬的不動產證明或四十萬的存款證明或三十八萬的扣繳單證明……我真的不知道台灣政府在想什麼，口口聲聲說要幫助我們新移民女性，卻給我們沉重的壓力」。而關於「入籍考試」的實施，她反駁說：「現在的學生中文太差，連研究所的學生也沒辦法寫得很好，更何況我們是一群剛來台灣沒多久的新移民啊！」
法律總是標榜公平，但我們的法律事實上已經加諸太多的不公平在這群來自遠方的新移民。
對於不公平最有力的控訴，莫過於一件件具體事實的呈現。姐妹們透過書寫自己的真實故事，雖然說得不多，卻鏗鏘有力地揭露了法律的虛偽性與社會根深蒂固的成見。儘管依舊處於語言文化的弱勢地位，來自異鄉的新移民女性，已經在這本《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的創作集中踏出了第一步，她們不再失語，不再無聲，在許多志工的陪伴下，她們要自己發聲，擺脫被代言的宿命。
蕭美琴立委以過來人的身份認為，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書可以讓我們處理好「新移民」的議題，那麼「新移民」將不是問題，而是未來台灣的「資產」。侯孝賢導演則許下承諾，效法夏曉鵑老師十年耕耘的毅力，創作出以「新移民」為主題的影像作品。（左岸社大文庫也預計在明年出版紀錄片相關的書籍！）
這是台灣第一本「外籍配偶」現身說法的自製書，社大文庫一直強調從「邊緣」反省我們的主流社會，就像這本書所呈現的，我們除了對社會投以理性的、冷眼的分析，也在每一本書中透過那個「邊緣人」的自我敘述，呈現出一個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生！！
本書的版稅將會完全捐給「南洋姊妹會」，請大家多多支持！！
【書籍資料簡介】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夏曉鵑主編
定價280元
2005年9月初版
左岸文化出版
【內容簡介】
「我都是老娘了，還叫我新娘！」
「外籍新娘」，這個「我們」習慣用以指稱「她們」的名詞，其實充滿著荒謬。面對這荒誕的標籤，有人為了尋求內心的平靜而一笑置之，有人則憤憤不平。但不論如何，外界不斷質疑的眼光，以及各種隨之而來的歧視行為，甚至法令政策，卻結結實實地成了姊妹們日常生活中的沈重負荷。
台灣第一本「外籍配偶」現身說法的書
幾十年前，我們台灣人不也曾經希望自己的姊妹「嫁給米國人」？也希望對方可以善待我們的姊妹！如今，台灣成為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女性想望的富裕國度，我們可曾將心比心善待這群來自異鄉的姊妹？讓我們拋下既存的成見，擱置諸多先入為主的觀念，傾聽姐妹們的聲音，看看自己不曾反思的盲點。
作為台灣人，必須誠摯感謝姊妹們勇敢地在書中發聲，其中一字一句，都是開闊臺灣人心胸的最珍貴教材。
外籍新娘是一種歧視性的稱呼，背後代表的是一群沒有生活能力、沒有經濟生產力、佔用台灣（移入國）資源的東南亞女性。但是，幾個世代以前，我們台灣人不曾也希望自己的姊妹「嫁給米國人！」也希望對方可以善待我們的姊妹。如今，台灣成了東南亞女性想望的富裕國度，但當她們移入台灣之後的生活，卻是那樣的艱難。
入出境與入籍法等相關規定，對「外籍新娘」是相當不利的，她們被限制而無法在台工作，然而他們在台灣的家庭卻常是工人階級；在以身份證資格為社會福利基礎的台灣社會中，冗長的等待期間，讓她們無法獲得社會制度的支持；取得身份證之後，依然沒有擔任公職的權力。如果在未取得入籍之前就訴請離婚，將會被遣返回國，探視孩子的權利也掌握在夫家手中，正因為台灣將「外籍新娘」視為台灣配偶及子女的「依親者」（不是法律上獨立的人），因此，也才使得她們往往被夫家控制，更加深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新的規定更要求「外籍新娘」在取得本國國籍之前必須通過語言的測驗，可是我們卻沒有周全的配套措施，幫助她們學習新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少數群體的權利》一書的作者金里卡所質問的「到底哪些政策能幫助移民學習主流語言？」
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活的「外籍新娘」，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但事實上是語言的不適應，和本國語為尊的環境，讓她們不敢與孩子溝通，連她們身上豐富的越南童謠、泰國兒歌都不敢教與她們最親近的孩子。政府也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
這一次，她們決定站出來，不再讓台灣的媒體形塑她們為「等待救援的弱者」，她們不再滿足於安靜地在家當個賢妻良母，新的移民環境激發出她們新的潛力，在南洋姊妹會的識字班訓練之後，她們是一群通譯人，她們學習在家鄉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到的「發聲」，拋開「外籍新娘」的污名，她們自許為是「新移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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